法博爾男裝質量怎麼樣

㈠ 汪德耀的世紀回顧

汪德耀先生自述 我首先在法國里昂大學學習。經過五年的努力，於1925年獲得理科碩士學位。1926年轉到法國巴黎大學，在著名的胚胎生理學家萬特倍爾教授（P Wintebert）和聞名的馬哈博士（M Parat）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於1931年獲得法國國授巴黎大學理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橫口魚類孵化腺的研究》，富有高質量、創造性的成果。世界聞名的《巴黎海洋研究院》年報於以全文發表。因此我獲得著名的生物化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Berthelot）的最高額科學研究獎金2500法郎（當時摺合250銀元）。
在法國期間，我了解外國人對於有幾千年燦爛文化的中國很少知道，甚至完全不了解，我就加倍努力學習，進行研究工作。因此，我才能在1926年和1928年，兩次作為中國唯一代表參加在捷克都會布拉格和法國博爾多市舉行的《解剖學學術研究會》——從大解剖到分子雜交解剖——宣讀四篇創造性高質量的論文。我還利用業余時間，把著名的女作家謝冰瑩的《從軍日記》譯成法文，經法國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羅曼·羅蘭大師推薦在發得量達100萬份的《小巴黎人日報》頭版詳細報導，使法國人民了解了中國的新女性，並得到了人民熱烈擁護的《北伐戰爭》。因此，我和羅曼·羅蘭大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在我獲得博士學位，導師萬特倍爾教授和馬哈博士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國繼續和他們一起從事研究工作。法國著名的羅斯可夫（Roscoff）巴黎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長普倫郎教授（Prenant）也以優越條件聘請我到該所工作。當時我正和美貌、溫柔、多情的在葯學院學習的露絲·德維萊（Lucie Devillers）熱烈戀愛；因此，她和她的家人更是殷切希望我留在法國成為他們家中的一員。正好在這個時候，「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正在蹂躪著祖國；東北滄陷、華北告急，幾萬萬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祖國的呼喚，民族的需要，使我痛下決心，毅然放棄了在法國的優厚待遇和優越條件，忍痛割斷縷縷情絲，於1931年11月底，從巴黎經馬賽乘輪船在海上顛波三十五天之久，回到了多災難的祖國。 回國之後，一心想著科學救國的我，也不得不隨著動盪的社會而四處奔波。先後在國立北平大學、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國立湖南師范學院、福建省研究院和廈門大學等單位任教和進行科學研究。我把個人的婚姻大事也推遲了，到34歲時才成家。在當時十分惡劣的條件下，我自己當然也難有大的作為，僅在1940年才發表了「動植物細胞的細胞質組成物研究」論文，被我國細胞學界公認為是抗戰八年期中唯一的一篇細胞學論文，曾被推薦到中國動物學會三十周年紀念大會展出。
1943年我應聘到廈門大學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工學院院長、代理校長。1945年9月，正式任廈門大學校長。當時日本雖然投降，學校仍然處在萬分困難、百廢待興的局面：除了多方籌集資金、完成由長汀搬回廈門的遷校工作外，還要考慮學校的發展。我在理學院設立海洋學系，在工學院設立航空工程學系和機械工程學系，在商學院設立國際貿易系，在法學院設立南洋經濟研究室。這些在我國教育發展史上空前設立的新系科，對於我國戰後國家醫治戰爭創傷和恢復經濟的人才需要，以及學校和國家今後的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解放後山東海洋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廈大經濟學院對外貿易系和廈門南洋經濟研究室就是在上述四個富有特色的系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我被公認為有辦學的遠見卓識的學校領導人。
早年我受蔡元培先生學術思想的影響，鼓勵百家爭鳴，提倡學術自由、實行民主辦校、聘請翻譯《資本論》的王亞南、郭大力等一批進步教授來校任院系領導工作。從1947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的解放戰爭中，全國學運澎湃，廈大也不例外。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三次給我下「親啟密令」，要我限期解聘王亞南，開除幾十位進步學生，我都多方為他們開脫、辯護，拒不執行，但當事人並不知道。尤其是在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兩次命令我，把可靠的師生和貴重的圖書儀器遷往台灣。我皆虛予周旋，以各種借口拖延，使其陰謀無法實現。 一唱雄雞天下白，沉睡多少個世紀的東方巨獅終於蘇醒了！1949年10月中旬，廈門解放了！當時我正應邀在英國參觀、考察和講學，得到接管廈門大學軍代表的電報，請我盡快回校。這個喜訊使我欣喜若狂！多年來我追求科學報國的宏願將要實現了。我一方面回電表示熱烈祝賀，另一方面緊縮在英國的計劃日程，於1950年3月回到廈門，投入到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洪流。當時，華東教育部立刻任命我為廈大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對外仍用「校長」名義。1950年8月我作為福建省的科學技術界代表出席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會議，親自聆聽周恩來總理關於新中國自然科學發展宏圖的重要報告，受到極大的鼓舞！領導決定我參加制定我國細胞學的發展規劃。為發揮我的特長，組織上委任我為生物學系主任，並從事我所喜愛的細胞學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我才能集中精力繼續探討動植物細胞的液胞系和高爾基體的演進規律，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同時，我也開展海洋動物的人工授精研究，為發展福建省的海洋養殖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不但給國家造成巨大的災難，也使一大批老革命和科學家受到摧殘，我當然也不能倖免；教學科研被迫中斷，抄家、批鬥、遊街等接連不斷。我還被扣上「雙手沾滿了革命烈士鮮血」的「劊子手」罪名。但是我當時深深相信黨，烏雲必將過去，光明一定會到來。因此，我利用生物系資料室「勞動改造的機會」，偷偷查閱國內外細胞生物學方面的最新資料，寫出《現代細胞生物學發展動態》一文，自己出錢油印100份，分寄有關單位和同行。我的這種活動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就成了後「復辟資本主義」的批判對象。 回顧過去的歷程，我在舊中國生活了約半世紀，在新中國也生活了約半個世紀。在這么長的歷史過程中，我矢志不渝，一直在為國家的高等教育而工作著。我的思想認識，也隨著工作的實踐不斷地升華。應該肯定地說，真正讓我認識到一個教育工作者和科學工作者應該如何去愛他的國家，並為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貢獻力量，明確這個道理是在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下，才逐步提高了認識，如果說，我能夠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為社會主義大廈添了一磚一瓦的話，那麼，這首先應該歸功於黨的領導，歸功於同志們對我的教育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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